2025年9月，韩国政府颁布新规，要求虚拟资产卖出资金用于购房时必须如实申报。这项看似简单的政策背后，隐藏着韩国金融战略的重大转型。与此同时，韩国六大银行（KB国民、新韩、韩亚、友利、NH农协、企业银行）正积极准备参与央行数字货币测试。这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标志着韩国数字资产治理进入了“堵漏”与“疏导”并行的双轨战略新阶段。

韩国政府已将虚拟资产视为需要严格管控的“外部威胁”。购房资金报告新规只是这个战略的冰山一角。虚拟资产在韩国普及率高，近三分之一的韩国成年人持有数字资产，这一比例是美国的两倍。韩元更是全球第二大加密法币交易媒介，年初至今交易量达6630亿美元，占全球法币加密交易活动的约30%。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市场，韩国选择主动出击。政府修订房地产交易规定，要求以虚拟资产变现资金购房时，必须在资金筹措计划书中如实申报。这一政策由财政部、国土交通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明确将虚拟资产卖出资金纳入自有资金项，相关交易需提交证明材料。韩国金融委员会出台了首部虚拟资产借贷服务指南，全面禁止杠杆及现金借贷，并设置个人限额及手续费上限。这些措施旨在阻断类似卖空行为，防止过度投机。

在严管虚拟资产的同时，韩国正积极构建国家主导的数字货币体系。韩国央行已经成立了虚拟资产委员会监控加密货币市场，并重新命名了其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团队。

2025年，韩国央行放缓了CBDC开发，暂停了原定2025年底的试点，转而支持“银行优先”稳定币模式。韩国央行副行长Ryoo Sangdai明确表示支持银行成为该国稳定币的主要发行方。韩国主要商业银行（KB、新韩、韩亚、友利、农协、企业银行）与韩国金融结算院正在推进设立发行联合韩元稳定币的合资法人。这种银行主导的稳定币模式与CBDC形成了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体现了央行货币与商业银行货币传统双重货币体系的数字化延续。

韩国政府的双轨战略核心是对数字时代金融主权与治理权的争夺。政策背后蕴含着深层的货币主权焦虑。韩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稳定币监管框架。现阶段，稳定币被归类为“虚拟资产”， falls under the general definition of “virtual assets” under the Virtual Asset User Protection Act。

这种监管空白引发了韩国对货币主权和资本外流的担忧。政策制定者担心外国稳定币（尤其是美元稳定币）可能威胁到韩国的货币主权，并导致资本外流和贸易结算体系依赖外国稳定币，从而引发监管套利问题。韩国金融服务的虚拟资产委员会在2025年1月宣布了第二阶段的数字资产立法议程，重点正是建立稳定币专用制度。

李在明总统在竞选期间将制度化韩元稳定币作为关键承诺，当选后立法动力进一步增强。政策讨论已从关注风险转向认可国内受监管的韩元稳定币的好处，如提升韩元的全球竞争力和创新国内支付系统。

韩国政府的双轨战略面临多重挑战。立法方面存在复杂性，需要修订或制定951项法律法规。区域竞争也在加剧：美国GENIUS法案加速了美元稳定币的全球化，引发韩国对货币主权的担忧。周边金融枢纽也在快速布局——日本企业建立数字资产储备，香港颁布全面稳定币规则，新加坡2024年加密交易所牌照数量翻倍。

技术上，韩国需要平衡货币主权与创新的关系。为应对这些挑战，韩国正采取一种双轨方法：在监管沙盒内允许非银行稳定币实验，同时推进由商业银行主导的机构稳定币。韩国还试图通过混合结构确保公链与私有基础设施间的技术中立性和互操作性，连接传统金融体系与民间创新。

未来一年将是韩国数字资产战略的关键检验期。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关注几个关键指标：ETF合法化进度、稳定币推出时间、以及Bithumb的IPO表现等。韩国能否维持“严格合规+鼓励创新”的平衡，将决定其能否巩固作为加密金融中心的地位。

韩国并不孤单。从美国到日本，从新加坡到香港，主要经济体都在探索数字货币的监管与发展路径。韩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极高的公众参与度与强监管干预的结合。未来几年，韩国可能成为第一个实现由主要商业银行发行联合稳定币的国家之一。这种银行发行的稳定币服务于需要批发结算和监管信任的机构用例，而非银行稳定币则针对零售经济和Web3生态系统进行优化，形成并行结构。

韩国走的是一条务实的中间道路：既不全面禁止，也不完全放开，而是在国家监管和市场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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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 从“堵漏”到“疏导”：韩国政府的数字资产治理哲学与金融主权争夺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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