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深度访谈，把赵长鹏这位长期处在全球加密货币风暴中心的人物，再次拉回公众视野。与许多外界想象不同，这次谈话里的赵长鹏，并没有刻意塑造“传奇创业神话”式的人设，反而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可正是这种反差，构成了他故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一个自称普通、出身并不显赫、成长路径也并不戏剧化的人，最终却建立起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之一，并在技术、监管、资本、政治与全球化迁移的多重碰撞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这篇文章试图把访谈中零散、跳跃的内容重新整理成一篇可直接发布的完整文章，既保留人物叙事，也尽可能呈现这场访谈所折射出的更大背景：技术如何改写财富形态，创业者如何在全球监管缝隙中生长，个人命运又如何被时代浪潮放大。全文所涉及的内容，均据采访字幕整理而成。

一、赵长鹏的人生起点，并不像一个“百亿神话”的开场

如果单看履历，赵长鹏的成长故事并不是那种从少年时代就锋芒毕露、一路被“天才”标签包围的轨迹。按照他在访谈中的回忆，他出生在中国较为农村化的地区，十岁搬到城市，十二岁移民加拿大，随后在温哥华完成中学教育，又去蒙特利尔读大学，但最终没有完成学位，而是在实习机会出现后直接进入职场。

这一段经历的重要性在于，它奠定了赵长鹏日后极强的适应能力与迁移能力。他的人生早期就不断在不同制度、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切换：从中国到加拿大，从校园到工作，从北美再到亚洲金融中心。后来他在东京、纽约、上海、新加坡等地工作，也让他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超越单一国家视角的职业习惯。

赵长鹏自己并不愿意把少年时期描述得多么传奇。他说自己在高中时只是个普通学生，喜欢运动，尤其打排球，学业上数学和理科相对较好，但在语言文学方面并不突出，法语甚至很差。他强调，少年时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己未来会建立一家巨型公司，更没有想过成为亿万富翁。

这种说法也许听起来有些“去神话化”，但它恰好解释了赵长鹏性格中的一个核心特点：他不是一个从少年时代就执着于名望和排名的人，更像是一个在长期职业训练中不断积累技能、直到某个时代窗口开启时果断下注的人。

二、在比特币出现之前，他早已是金融科技世界里的“老工程师”

外界往往把赵长鹏与币安直接绑定，好像他的故事始于加密货币兴起。但实际上，在进入区块链行业之前，他已经在传统金融科技领域积累了十多年经验。访谈中他提到，自己最早是做IT出身，曾在纽约的彭博工作，之后又与伙伴在上海创办技术公司，持续经营了八年之久。

这段经历并非背景板，而是后来币安成功的关键伏笔。因为无论是彭博的交易系统环境，还是后续创业中的技术服务经验，赵长鹏接触的始终是高性能交易、金融基础设施、系统稳定性与跨地域协作等问题。换句话说，当很多后来进入加密行业的人还带着“投机者”或“概念创业者”的气质时，赵长鹏本质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交易系统工程型创业者。

他在访谈中甚至明确说过，自己职业生涯十几年来始终在做“交易系统”相关的事，而创办币安，是他认为自己迟早都会做的一件事。如果当时不做，几年后也仍然会念念不忘。

这就使得币安的诞生，既有时代偶然性，也有能力准备的必然性。加密货币行业给了他一个新的赛道，但真正支撑他完成爆发式增长的，并不是一时的市场情绪，而是长期积累的系统能力与执行能力。

三、2013年，比特币成了改变人生方向的“第二次技术浪潮”

赵长鹏在访谈中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技术浪潮概括为三个：互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互联网兴起时，他觉得自己还太年轻，没有办法深度参与；等到2013年接触比特币时，他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真正能够全力投入的下一代技术机会，而如果错过，就很可能再也追不上时代。

他回忆，最初是朋友在一场扑克局上向他介绍比特币，之后他又与其他已经在行业中的朋友交流，开始认真研究相关资料，包括白皮书、论坛讨论以及社区成员的实际使用体验。对他触动最大的，不只是“价格会涨”这种投资逻辑，而是亲手使用钱包、完成转账之后，对这个网络能力的直观理解：不依赖银行、没有复杂中介、可以直接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价值。

也正是在这种技术信念的驱动下，他做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决定：卖掉价值约90万美元的公寓，几乎把主要资产都换成比特币。他在访谈中提到，自己买入的平均价格大约在600美元左右，分批买入，价格区间包括800、600和400美元附近。

很多人会把这个故事理解为一次豪赌，但赵长鹏在访谈中的解释更值得注意。他认为，风险不是由动作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个人处境决定的。对当时的他而言，即便比特币归零，他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也仍然可以重新找到工作，能够维持生活；真正让他笃定的，不是“孤注一掷”的情绪，而是对技术趋势的长期信念，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把握。

这也是赵长鹏创业逻辑里反复出现的一条线：他并非毫无准备地押注未来，而是在自己能承受的风险边界内，进行极度坚定的方向性选择。

四、在真正创办币安之前，他先把整个行业“摸了一遍”

2013年之后，赵长鹏并没有立刻创办币安，而是先在行业里做了几个不同方向的尝试。他谈到，自己曾与朋友讨论过做比特币矿机、卖过比特币ATM，也在多种创业想法之间试探，但都没有真正形成大规模突破。

之后，他加入了当时非常早期的钱包与区块链服务公司 blockchain.info，也就是后来更广为人知的 blockchain.com。那家公司当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完整企业结构，没有办公室，员工分布式工作，发工资直接发比特币。赵长鹏认为，那段经历让他学到了很多，不仅包括加密行业的社区文化，也包括“没有总部、远程协作、以加密资产结算”的组织方式，而这些后来都在币安身上留下了鲜明烙印。

在 blockchain.info 工作大约八个月之后，他又去了中国的交易所 OKCoin，开始系统了解交易所运营本身。由于他本来就擅长交易系统，这份工作让他更接近自己的专业核心。离开 OKCoin 后，他原本就想直接做交易所，但因为团队结构、市场条件和融资环境都不够成熟，最终先转向为其他交易所提供底层技术系统，做了两年基础设施服务。

正是这几段经历，拼出了他对整个加密行业的理解：钱包、社区、支付、矿业、交易所、底层系统、全球协作，每一个环节他几乎都踩过一遍。这种积累使他在2017年真正启动币安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站在整个行业的“全景图”之上做判断。

五、币安诞生时，没有人相信它会成为第一

2017年，赵长鹏决定正式创办币安。他把团队召集起来，直接告诉大家：过去十七年的职业生涯都在围绕交易系统运转，现在到了真正自己下场做交易所的时候。如果现在不做，以后一定还会后悔，所以不如立刻开始。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团队内部几乎没有反对者，大家很快统一了方向；但在外部融资市场上，情况完全不同。按照赵长鹏的说法，当时他去找风险投资机构融资，几乎所有人都拒绝，理由很简单：交易所赛道已经太拥挤，没有人相信一家新平台还有机会脱颖而出。

最后，币安选择通过ICO募集启动资金，规模大约1500万美元。赵长鹏提到，当时VC不看好，但加密社区投资者的反应却完全相反，很多人愿意直接支持这个项目，甚至有人在读完材料之前，仅仅因为“这是赵长鹏做的项目”就愿意打钱进来。

从商业史角度看，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产业权力转移：传统风投基于旧经验判断“市场已满”，而新兴行业内部的原生参与者，则更相信技术、社区和创始人的实际能力。币安之所以能快速起飞，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诞生在一个资本定价权尚未完全固化的灰度地带。

六、币安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爆炸式增长

对于外界而言，币安最大的谜团之一，就是它为什么能在短短时间里完成惊人的扩张。赵长鹏在访谈中给出的解释看似朴素，实则非常具有商业穿透力：提供尽可能大的价值，只拿走尽可能少的一部分回报。

具体到交易所业务，这一原则的体现就是极低的手续费。他说，很多企业习惯于在每一笔交易中尽可能拿走更多利润，但币安的逻辑恰恰相反——只要收费低到足以维持可持续运营，再通过更大规模的交易量来放大整体收益，平台就能高速增长。按他的表述，在一些市场里，币安的费用甚至比某些美国同行低二十倍左右。

当然，低费率并不是全部。赵长鹏也强调，用户之所以愿意聚集到一个平台，还取决于技术稳定性、客户服务、资产保护能力以及整体体验。换句话说，低价只能带来一次点击，真正留住用户的，是系统能力与信任感。

币安起飞的速度，在访谈里被描述得近乎夸张。赵长鹏提到，运营初期的某个阶段，当财务告诉他平台已经在短时间内赚到数百枚比特币规模的收入时，他第一反应是“这个数字是不是算错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增长会快到这种程度。大约一年左右，币安已经成为全球最快达到10亿美元利润规模的公司之一，而当时团队规模还很小，成本极低，所以利润与收入差距并不大。

更重要的是，币安从一开始就不是按单一国家公司来设计的。赵长鹏受到早期行业经验影响，认为加密行业天然适合分布式组织，因此币安长期采取全球远程协作模式，员工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达到约5000人左右。这种组织形式既降低了固定成本，也让它在全球市场反应上更灵活。

七、他的全球观，建立在“财富无国界化”的判断之上

访谈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主题，是赵长鹏对于“财富形态变化”的理解。他认为，过去富豪的财富主要依附于工厂、土地、矿产、楼宇等有形资产，因此很难快速迁移；但今天，越来越多高价值财富来自知识产权、技术平台、品牌、数字资产与加密货币，这些资产天然跨境、流动性强，也更容易随着创业者和技术团队一起迁移。

在他看来，这会迫使国家之间进入一种新的竞争：谁能提供更友好的监管、更稳定的政策、更适合创新者生活与工作的环境，谁就更有机会吸引顶尖人才与新型财富。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强调自己做的是“全球业务”，不主张企业把全部命运押在一个国家上，而是要有多地布局和全球视角。

这也是他长期生活在阿联酋的重要原因之一。赵长鹏在访谈里多次表达对阿联酋的高度认可，尤其强调当地治安、安全感、亲商环境和政策执行力。他认为，现实世界中的街头安全、财产安全与金融安全之间其实存在直接关联，而一个治理良好、对企业友好的国家，会自然成为全球流动资本和创业者的聚集地。

从更深层看，这种判断并不只是“个人选居住地”的问题，而是一种数字时代的地缘经济观：在无形资产占比越来越高的世界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越来越像对创业者、资本与技术团队的“制度招商”。

八、监管风暴、政治联想与“被时代放大”的代价

赵长鹏的故事之所以复杂，正在于他不是只经历了商业成功，也经历了监管与政治风暴。访谈一开始就提到，他已被贴上“重罪犯”标签，曾被判四个月监禁，而围绕币安的巨额罚款、美国监管施压以及外界各种政治解读，也让这场访谈始终带着强烈的现实张力。

在谈及美国监管时，赵长鹏的态度相当直接。他认为，在上一届美国政府时期，加密行业面临明显敌意，企业很难正常开展业务；而近一年多来，政策气氛发生了大幅逆转，美国重新成为更适合加密业务布局的地方之一。他同时强调，自己依然更习惯从全球角度看问题，不会把公司未来完全押注在美国单一市场上。

关于外界曾经热议的政治因素、捐款传闻以及与其他加密人物的纠葛，他在访谈中多次强调，很多时点看起来“时间上巧合”，但未必有足够证据支持外界的强因果想象。他承认，某些事件之后监管压力确实接踵而来，但也表示自己并未直接参与美国政治捐款游戏，作为加拿大籍人士，本来也不在那套权力互动链条之中。

更现实的打击来自业务层面。赵长鹏提到，监管冲击对币安尤其是 Binance US 的打击是真金白银的：美国业务失去几乎全部美元银行通道，业务一度退化为纯加密资产之间的交易，收入据称损失约99%，估值也遭受断崖式下滑。这意味着，监管不只是舆论压力，而是直接切断交易平台最关键的金融基础设施。

也正因此，赵长鹏在访谈中谈到“赦免”问题时，格外强调它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个人名誉，而在于市场准入、牌照申请、全球合作方态度等实际层面。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合规许可与银行网络的全球平台来说，法律标签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能力变量。

九、他并不想再做“管理者”，而更像一个零到一的建造者

有意思的是，在谈到今天的自己与币安的关系时，赵长鹏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始终渴望重掌权力的创始人。虽然他仍然是重要股东，保留股东权利，也依然对公司具有影响力，但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真的想重新回去运营币安。

他给出的解释很能说明他的性格：自己更适合做“从零到一”的事情，而不是做“一到一百”的持续管理。随着公司进入大规模组织阶段，内部会自然生长出更多流程、结构与官僚性，这种环境并不符合他的偏好。相较之下，开创新事物、抓住技术拐点、快速做出产品与方向判断，才是他真正擅长也真正享受的部分。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赵长鹏虽然财富规模惊人，却始终给人一种“工程师创业者”而非“帝国型企业家”的气质。他并不热衷于把自己放在庞大组织的中心位置，也不把管理控制当成权力快感的来源。对他而言，创造一个有效系统，比长期统治一个系统更有吸引力。

十、赵长鹏故事的真正价值，不只是“赚了多少钱”

如果只把赵长鹏的经历理解为一个人靠比特币发财、靠交易所暴富，那就过于浅了。这场访谈真正提供的价值，在于它把一个技术创业者如何识别浪潮、如何迁移、如何组织全球团队、如何与监管共存、又如何在风暴中重新定位自己，完整呈现了出来。

他的故事里有几组鲜明的对照：普通出身与巨大财富的对照，极简自我认知与全球影响力的对照，技术理想主义与现实监管冲突的对照，创业自由与制度约束的对照。这些对照说明，数字时代的商业传奇不再只是关于“白手起家”，更是关于是否能在全球流动的资本、技术、政策与叙事中，建立一种足够强的适应力。

从中国乡村到加拿大移民家庭，从传统金融技术岗位到比特币信徒，从钱包公司、交易所再到创办币安，赵长鹏的人生轨迹并不是直线冲刺，而是一连串方向判断与长期积累的结果。真正把他推上历史舞台的，不只是勇气，而是当技术浪潮来临时，他已经具备了理解它、承受它并放大它的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赵长鹏的故事并不仅属于加密行业。它也是这个时代很多创业者共同面对的问题：当财富越来越数字化、组织越来越分布式、监管越来越全球联动、个人身份越来越跨国混合时，一个人究竟该如何定义自己的归属、事业与风险边界？这场访谈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赵长鹏用自己的人生，给出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