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两天国内发生了两起和加密生态有关的事件：

一是某个公链在深圳举办活动的时候，据传有警察进入现场，采取了一些措施。

二是人民银行行长最近发表了一番对加密资产的言论。

长久以来我们国家对加密政策的态度和演变一直是我很关心的话题。与此同时，美国的加密政策也是我比较关注的话题。

关注这些话题久了，我渐渐地就产生了一些疑问：

- 我们国家的加密政策到底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 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加密政策？

- 为什么美国的加密政策会在川普任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 为什么川普对加密政策的态度会前后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很凑巧，前段时间，我在网上闲逛的时候发现一本书《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

一看到这本书，我就好奇：它讨论的虽然是普通人完全陌生的海运行业，但其背后牵扯的政治决策过程和秘辛会不会对今天我理解加密行业与政治决策之间的联系有帮助呢？

然我在网上查了查作者“樊铧”。

这一查不要紧，竟然发现他是我国近年来被史学界高度评价、但英年早逝的一颗学术新星。非常可惜，这位才华横溢由理工科入文科的才子在29岁就选择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本书就是他留给世间为数不多但有着极高声誉的几本遗著之一。

我迫不及待、囫囵吞枣地读完了这本书。

合上书，我一边掩卷叹息，一边对上面那些疑问释怀了。

在任何一个朝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官方物资的运送都是系关国之命脉的要务。一般来说，运送物资在古代有三种方法：陆运、内河航运和海运。在明代，这三种运输方式中对长途运输来说内河航运和海运最受关注。

本书所聚焦的就是有明一代海运的兴废以及其与内河航运的博弈。

明太祖定都南京。江南富庶的物产就在国都附近，所以当时南京的供给不存在长途运输的问题。因此长途的内河航运就不是太祖一朝的要务。

其时，明太祖曾经维系着一支庞大的海运实力，但它最主要的作用对内是为了运送物资剿灭一些省份的残余势力，对外则主要是为了震慑日本和朝鲜。

待乾坤抵定，尤其是日本、朝鲜逐渐被太祖招安后，维系一支日益庞大的海运力量就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更有甚者，期间还发生了朝廷官员通过海运勾结倭寇威胁朝廷安全的严重事故。至此，明太祖渐渐把海上力量由对外扩张的外向型部署变成了以防守为主的内向型部署。最终当日本和朝鲜完全臣服太祖皇帝后，明太祖便彻底裁撤了海上力量。

至此，太祖一朝，海运被彻底噤声。

建文帝登基，燕王发起“靖难”。为了军事行动的便利和南北两京之间的运输，在其时内河航运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燕王不得不再次启用海运，并由此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然而，当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北征蒙古渐渐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此时，单单海运已经无法支撑南方物资向北京的供给，于是明成祖启动内河航运。

在这个过程中，内河运力逐渐开始超越海运并足以承担运输任务。此外，日本和朝鲜在成祖一朝也顺遂臣服。由此，再维系一个庞大靡费的海上力量对明成祖来说已经毫无必要。最终，明成祖废掉海运。

至此，成祖一朝，海运被彻底噤声。

废掉海运之后，尽管内河航运在有明一代发挥了主力作用，但黄河的屡次泛滥、决口和对内河航道的淤塞导致国家的南北动脉多次命悬一线。每逢这种紧急时刻，时任当朝的上位决策者才不得不再次选择海运。

然而这时，由于技术的失传、人才的凋零，明朝早期曾经有过的强大海运能力已经无法再恢复，再加上明朝中后期海运耗费的惊人，导致决策者即使有心，也无力再恢复海运，最终只能在内河航运上修修补补，得过且过。

有明一代，在每一任上位决策者的决策中，一旦决定废止海运，在其后的执政岁月中，海运几乎都被彻底噤声。即使偶有再议，也几乎全盘流产。因为在管理不确定、耗费不清晰，收效又不甚显著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新决策对上位者而言风险远大于收益。

即使在海运和河运方面都取得显著绩效的明成祖，在其初时选择海运和后来开通河运时也都是时事所迫而绝非什么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以上是从上位决策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从上位者周围的士大夫集团来看海运，则问题更加复杂。

仅以一代首辅张居正为例，他对海运的态度就发生过前后180度的大转弯。

在他初次接触海运问题时，海运和河运的矛盾冲突并不大，海运仅仅只是作为河运的备选方案提出。此时，他更多的考虑的是他的私利（乡贤利益），从而或明或暗地在他与地方官的通信中指出海运之不便、海运之不可行、海运之不及河运。

于是，海运提案被废止。

当他再次接触海运问题时，黄河泛滥已经导致内河运道严重淤积，乃至北京的物资供给都岌岌可危。此时他给地方官员的通信中则开始痛陈海运之必要、海运之利国利民。

然而这时，实际困难和天地造化却又开了一次玩笑。实际困难是此时的海运耗费已经远超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天地造化则是接下来的几年黄河竟然平安无事，内河航运竟然畅顺无比。

这时，再谈海运就毫无必要了。如若依旧不识时务地强加坚持则必定被政治对手扣上一顶“杞人忧天”、“靡费公帑”的帽子。

除了决策者和朝廷士大夫，明朝的各级地方官员和乡绅势力同样在海运和河运的争执中参杂了各种复杂的利益纠葛。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明代知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曾有一个著名的疑问：明人为什么不使用海运？

我相信如果他能读到今天这本书就应该能得到清晰的答案。

从决策者的角度总结一下：

明太祖发现一个决策会威胁自身政权，尤其是这个决策会给国家带来管理上不必要的麻烦和耗费而又收效甚微时，义无反顾地废掉了这个决策。

明成祖类似，其后的历代明朝皇帝更是无一例外。

而后来每当上位者意图做出新的选择时莫不是因为时事所迫不得不做出选择，而这时来自士大夫集团、地方官员和利益集团的阻碍又会迫使决策者保守退缩或者政策执行大打折扣。

从朝廷士大夫的角度考虑：

即使使命感之强有如张居正这样的青史名臣，在他考虑问题时，也有可能因为私利而影响公策。而即使不得不放下成见客观地考虑一个问题时，也有可能因为各种限制，无法选择另外的方案。

用这个思路和框架再去看川普和美国加密政策的演变，我觉得一些问题就很容易得到答案了。

如果川普不是因为自身和家族成员被传统银行“虐待”得如此之深、如果他没有从加密生态获得如此多的好处，他不会对加密生态发生180度的大转弯。

如果川普上台，他所挑选的一些关键职位上的人没有对加密生态如此鲜明的支持态度和利益关系，美国今天不可能有如此开放的加密政策。

因为决策者即使做出决策，他的“士大夫”集团如果有利益上的冲突，也很可能阳奉阴违，让他的决策“胎死腹中”。

此外，美国的客观条件也让加密政策的开放和推行得以迅速实现，因为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应用上，加密技术在美国的实施已经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否则川普即使有再强大的意志，也会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实行他的加密主张。

我们也可以换种话术：

如果今天上台的不是川普，而是另外一个共和党人或者民主党人，不管他们上台前嘴上说什么，只要他们没有川普那样被传统银行“虐待”的经历以及没有体验过加密生态给他们带来的切身利益，美国今天的加密政策不会这样开放。

因为上位者的态度即使积极主动通常也只会是对现状的小修小补，缓慢递进，不得已不会大改，因为这是最安全、最顺畅的做法。

一旦要执行大转弯的决策并且让这样的决策施行下去，那不仅需要他自己和其周围的“士大夫集团”在目标和利益上高度一致，更需要他们在态度上毫不犹豫、坚决彻底。

所以那些仅仅只是嘴上喊喊，而没有被传统银行虐待过、没有深度参与过加密生态的候选人能有这样的坚决态度，能选出这样一批利益一致的“士大夫集团”去推行这样开放的加密政策吗？

根本不可能。

从这个角度讲，非建制派出身的川普当选是美国加密政策能走到风口上的幸运，因为他的“非建制”，因为他被传统势力“虐待”、因为他找到了另外的一线“光明”，他不得不、也一定会死磕到底地走另一条路。

这不是选择优劣，而是选择生死。

再加上美国在加密技术应用上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川普推行的加密计划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回顾这些细节，我认为川普上台后美国的加密政策能够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并且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着偶然性的特殊案例。换另一个人，美国在加密政策方面或许依旧会前进，但绝没有这样迅疾、这样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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