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十年前，我是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互联网和传真机一样有用。我错过了什么？我对美国对明智的互联网监管的认识过于乐观；为什么政策制定者要为网络色情和非法活动提供便利？其次，我不明白网络上的错误信息将如何与主流可靠的新闻来源竞争，成为每天20万亿条全球错误通信网络中的首选平台。正如我在新书《我们的媒体，你的问题》中详细讨论的那样，这一要求为其效用奠定了基础。第三，考虑到明显的利益冲突，我没有预料到监管机构，尤其是总监管机构，能够厚颜无耻地持有数亿美元（如果不是数十亿美元）的科技股和社交媒体公司，似乎没有任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