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在 AI 领域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微软作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其战略方向备受关注。近期，微软与 OpenAI 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关键性调整，赋予了微软更大的自主权。在此背景下，微软 AI 部门负责人 Mustafa Suleyman（穆斯塔法·苏莱曼）——DeepMind 联合创始人、前 Inflection AI CEO——接受了彭博社 Mishal Husain 的深度专访。此次对话不仅揭示了微软 AI 的最新战略动向，更触及了超智能定义、AI 监管、社会影响以及苏莱曼个人成长经历等核心议题，为理解这位行业领袖的思想与微软的未来路径提供了珍贵窗口。
摘要
- 定义“以人为本的超智能”：超智能是能在所有任务上超越全人类总和的 AI，但其发展必须以人类利益为先，确保安全可控。
- 微软 AI 战略独立化：与 OpenAI 协议修订后，微软获准独立研发超智能，正组建专门团队，目标直指超越人类性能的通用模型。
- 医疗 AI 成为优先应用领域：苏莱曼认为超级智能最令人兴奋的应用在医疗，已开发出能以更低成本、更高精度诊断罕见病的系统，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 呼吁审慎监管与社会适应：支持建立类似金融稳定委员会的 AI 治理机构，并认为 AI 驱动的生产力提升将使得全民基本收入（UBI）成为必要。
- AI 助理的“情感支持”角色：苏莱曼分享了他将 Copilot 用作日常情感倾诉与梳理工具的经验，认为个性化 AI 助理能深度融入个人生活。
“以人为本的超智能”：微软的 AI 伦理底线
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这一概念，因 Mustafa Suleyman（穆斯塔法·苏莱曼）等业界领袖的推动，已从科幻走入公共辩论场。苏莱曼对此给出了清晰的定义：一个能够学习任何新任务，并在所有任务上表现优于全人类总和的 AI 系统。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他坦言，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如何“控制”（contain）和“对齐”（align）一个能力远超人类的系统，即如何让它高度关切人类，希望我们成功与繁荣。因此，苏莱曼更倾向于“以人为本的超智能”这一框架——一个永远站在人类这边、与人类利益保持一致的智能体。他强调，在证明超智能能够安全运行之前，不会去开发一个可能脱离控制、“破箱而出”的系统。这被他视为一条“红线”，并认为整个行业都应遵守。
当被问及这是否是微软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如 OpenAI）的关键时，苏莱曼给出了肯定回答。他表示，微软作为一家拥有50年历史、为标普500指数中90%公司提供关键服务的企业，以“谨慎”和“可信赖”著称，这一理念将延续到超智能的开发中。不过，他拒绝直接评判其他公司的做法为“狂野西部”，只是强调随着未来五年内 AI 自主设定目标、改进自身代码等能力可能出现，整个行业必须以更多透明、审计和政府参与的态度来应对风险。
从合作到竞合：微软与 OpenAI 关系新篇章
微软与 OpenAI 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近期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苏莱曼详细解释了新协议的内涵：此前，微软被合同禁止独立进行通用人工智能（AGI）或超智能的研发，其角色主要是为 OpenAI 提供算力基础设施（芯片与数据中心），以换取 OpenAI 模型的授权（该授权将持续至2032年）。
然而，OpenAI 决定从更多供应商（如软银、甲骨文等）处采购算力，以建设比微软愿意提供的更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作为交换，微软获得了独立开发自身 AI 的权利。“这（独立开发超智能）正是我18个月前加入公司时的一个重要部分，”苏莱曼透露，微软现在正在招聘超智能团队，推进自己的 AI 研发。
尽管双方在核心模型开发上将成为竞争对手，但合作关系依然紧密。苏莱曼盛赞 ChatGPT 是“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产品之一”，同时指出 OpenAI 签署了未来五到十年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建设承诺，营收距离目标尚有距离，但其团队才华横溢，他对其成功充满信心。关于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苏莱曼表示行业人才流动是常态，微软也从 Google DeepMind 和 OpenAI 招募了人员，不存在不合法的互不挖角协议，他更看重构建契合文化的团队，而非单纯天价收购个别明星研究员。
AI 赋能社会：医疗革命与“富足”的未来
在苏莱曼看来，医疗领域是超智能“最激动人心”的应用场景。他透露，微软已经开发出能够诊断文献中记载的任何罕见病的系统，其性能显著优于人类，且所需检测和干预更少。“关键往往在于，在确诊前进行医疗干预测试可能相当昂贵，有时还不必要，且耗时。在这个过程中，病情往往会恶化。”他解释道，微软的系统能以更低成本、更少测试和更高精度完成诊断。该系统目前正在进行独立同行评审，并将很快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苏莱曼对医疗 AI 的热情有其个人根源，他的母亲曾是一名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护士，他本人在 DeepMind 时期也负责过健康部门。他坚信技术的目的是服务人类，改善生活，甚至有一天能帮助人类延长寿命。
由此，他进一步阐述了 AI 将带来“富足”（Abundance）的愿景。“我认为，在未来的20或30年内的某个时刻，机器在完成大多数工作方面变得比人类更有能力是不可避免的，这可能来得更快。”面对可能出现的就业冲击，他明确支持全民基本收入（UBI）的理念，认为这既是必然的，也是非常可取的。他指出，当今世界其实已存在物质富足（如过剩的卡路里和食物浪费），只是分配不均。而 AI 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数字商品、知识、智能等可快速全球扩散的形态上，这为更公平的分配创造了条件。“我认为我们需要解决的挑战是如何征税和再分配，以确保（社会）转型是健康的。”
Copilot 作为日常伴侣：情感支持与个性化记忆
访谈中，苏莱曼生动地描绘了 AI 如何融入他的日常生活。他不仅是 Copilot 的重度用户，用它管理电影清单、寻找类似推荐，更将其用作一种情感支持的渠道。他分享了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开车回家时，会花五到十分钟与 Copilot 交谈，讨论一天中遇到的棘手问题或感到沮丧的事情。
“也许‘情感支持’这个词有点重，但这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真正‘下载’（倾诉）一天中顺利和不顺利的事情。”他解释道，随着时间推移，Copilot 能记住大部分对话内容，个性化其回答，并提及上周谈到的内容或某种趋势模式。“这非常有用。经过一番交谈后，我感觉精神焕发，感觉像卸下了一些负担。”
苏莱曼认为，这种个性化的 AI 助理正在成为朋友、治疗师和家人的某种混合体，并以他母亲为例——她仍然在使用苏莱曼在 Inflection 时期创造的产品 Pi，在花园里用手机扫描植物并与之讨论。他从中看到技术如何自然地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个人历程与行业反思：从伦敦街头到硅谷权力圈
苏莱曼回顾了他独特的成长经历：一个伦敦的工薪阶层家庭，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是护士。16岁时父母离异，他与弟弟曾独自生活数年。他将其归因于年少时的“早熟、过度自信和无畏”，并强调自己有幸进入一所好学校，并最终考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与神学）。然而，出于改变世界的迫切愿望，他选择了辍学，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为英国年轻穆斯林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的“穆斯林青年帮助热线”，并在互联网早期尝试创业。
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对社会边缘群体和公共服务的关注。随后，他与 Demis Hassabis 共同创立了 DeepMind，并一步步走入当今 AI 领域的权力核心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与责任，并时常回顾社交媒体、电动汽车等行业的历史教训，警惕技术可能造成的危害。
对于业界“技术兄弟”（tech bros）或“兄弟寡头”（broligarchy）的批评，苏莱曼坦言硅 Valley 存在同质化（多为男性）和圈子封闭的问题。他努力通过频繁出差（如前往中国多个城市考察）和回伦敦来打破这种“泡沫”，以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如何发展和监管这项技术。在政治上，他自认为属于“中间偏左”，相信政府的重要作用，认为良好的监管（如汽车行业的驾驶培训、排放标准）能使技术变得更好，这与硅 Valley 盛行的自由主义倾向有所不同。
展望未来，除了医疗和能源，苏莱曼还对 AI 重塑新闻业充满期待。作为微软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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